【环时深度】透过“二轨外交”，近观美国各界 - 各界(下半月)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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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时深度】透过“二轨外交”，近观美国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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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学界外，美国企业界的反馈也大体如此。美国商会中国中心主任杰里米·沃特曼在交流时表示，美企非常担心受地缘政治和俄乌冲突影响，特别是担心美中关系下滑和台海出现危机，一些会员企业经常致电总商会要求提供相关研判分析，以便企业拿出应对方案。美企高层由于近三年不能赴华进行商务考察和访问，很多投资活动不能实施，也不能做新的投资计划。好几个美企CEO都表示，因为近期缺乏对中国的实际了解，他们很难向外界解释和澄清一些关于中国的误解，因此很想尽快到中国来走一走。总的来看，美国企业界在处理中美关系上仍表现得务实和积极，对中国表现出极大兴趣，但也担心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而带来新的压力。我们在与美国工商界人士交流时了解到，英国军情五处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7月6日在伦敦首次联合露面，并称“中国对英美两国利益构成的长期威胁越来越大”。美国企业界一些人士对此表示担忧，有的说“不得不在做中美冲突激化下的撤离或应急预案”。

显然，在增强双边民间往来，促进访问、留学和旅游等方面，美国各界似乎都感受到了紧迫性。有人提出中美之间先把人文和民间交往恢复起来，稳定双边情绪再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他们甚至提供了一些这方面的解决方案。例如，在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举办的午餐会上，有美国友人表示，考虑到中国防疫政策，对访华的美方人员也可以采用北京冬奥会时的闭环模式，“双方哪儿都不去，专门坐下来面对面地交谈就行”。

为不错过交流机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美国前贸易官员温迪·卡特勒在办公室大楼装修好的第一天接待我们。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发了好几封邮件提醒会员参会。该会会长史蒂芬·欧伦斯见到我们就说，见面聊和通过视频会议软件交流效果完全不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场活动都超时了。在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资深研究员黄育川开了很长时间的车赶过来，一口气又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

美欧对加强军事同盟的重视显而易见。当我们离开美国来到欧洲时，看到布鲁塞尔机场此前的广告牌上写的是“欢迎来到欧盟的中心”，现在已变成“欢迎来到北约的家”。这让我们有些担忧。

在美国很明显能感受到不同区域和党派之间的分裂，唯一能让民主与共和两党达成共识的却是对中国的更敌视态度。两党对中美关系的态度强硬已相当普遍，他们谈及中国时，言必称香港、台湾和新疆，而且指责的声音远远高于解决问题的声音。但部分知华学者和商界人士在尝试避开这些障碍，用务实态度解决问题，至少摆出解决问题的姿态。7月7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美国保险业“教父”格林伯格的文章。他代表美国14位政商界人士宣布成立特别小组，推动美中恢复对话。有意思的是，这14人中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和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裁何慕理等人跟我们在文章发表前一两天也讨论过类似问题，说明美方还有务实派在对美中关系进行理性思考。

此次美国之行，我们还观察到一个新现象，那就是随着俄乌冲突升级，美国官方对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华盛顿走访大西洋理事会总部时，我们与该智库主席弗雷德里克·肯普等人进行了交流。大西洋理事会成立于1961年，早期称为“大西洋联合委员会”，由美国北约理事会、大西洋研究会美国委员会、大西洋协会公司等合并而成。从这个智库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的研究方向集中在美欧关系上。会谈时，相关专家透露，大西洋理事会今年从各界获得的资金支持至少增加三成以上，这让研究美欧关系的专家觉得受到重视。与一些研究中美关系的老专家不受支持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因为预算增长，大西洋理事会还设立了全球中国中心，担任中心高级主任的大卫·舒尔曼此前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高级分析师和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高级顾问，重点关注中国外交政策和大战略、美中关系、中俄关系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

在美国国务院，我们与包括一位副助理国务卿在内的美国外交官交流。交流将要结束时，对方很认真地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他们“向上反馈”。我们提出，希望以后到美国访问的中国人能够顺利入境，不再受到更多手续上的干扰。

在我们拜访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时，他也特别强调双边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与我们交流的一些美国朋友说，秦刚大使到美国整一年，深入到地方州市，促进了中美各方交流。